
1958年3月线上配资开户网,开国上将李聚奎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他上任以后,参与领导和组建了全军后勤基地的建设,并竭力在全军后勤战线培养一支思想过硬、品德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工作成绩非常突出。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让亲信邱会作出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上任以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还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对邱会作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邱会作越来越体会到李聚奎是一个原则性、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企图拉李聚奎跟他一起搞扩充小集团势力的路是走不通的,他决定通过向林彪打小报告,从而搞掉李聚奎。
三年困难时期,林彪指示邱会作向国家多为军队要一些粮食储备,邱会作马上在组织计划中加大了预算比例。李聚奎得知此事后,站出来反对说:“人民群众也没多少粮食,部队以紧算为好!”邱会作马上把李聚奎的话报告了给林彪,林彪听后大为不悦。

不久以后,林彪一伙推行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立竿见影”、“业务要给政治让路”等一套错误做法。李聚奎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见什么影?一夜就把《毛选》学好了?我就不信,这里有假象。离开业务讲政治,政治就是空的。”邱会作再次抓住机会向林彪“告状”,林彪听后大怒:“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战争年代,李聚奎曾在林彪的麾下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西满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等职,可以说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见李聚奎多次“不合作”,终于下定决心要搞掉他了。
1966年4月,军委突然下了一道命令,调李聚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高级干部调任,一般总有个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开创局面,但李聚奎这次调任,似乎同这几条理由都不相干。后来李聚奎才知道,他被调出总后,实际上是林彪的“调虎离山”之计。
李聚奎刚离开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来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以此判定总后广大干部群众是否是“革命派”。不久以后,邱会作派人将李聚奎抓回总后批斗,李聚奎就这样被“打倒”了。

此后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扣上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还对李聚奎进行非法关押、批斗、刑讯,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在一次批斗会上,专案组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
在那段日子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李路雨看着身心极度痛苦的父亲,非常着急,他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李聚奎谈到了这个问题。李聚奎得知李路雨的想法后,生气地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1968年2月,专案组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他们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等办法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对李聚奎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
李聚奎听后大怒,直接拍了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顿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人全部愣住了。从此以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1970年4月,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颖和两个子女流放到贵州省龙里县的一个山沟里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李聚奎到达目的地后,下车环视四周良久,突然问押解人员:“这里是贵州龙里吧?”
押解人员听后大惊,以为有人向李聚奎通风报信,连忙问他为什么知道这里的位置,李聚奎回答道:“长征时期,我率部在此地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通过。”押解人员听后哑然。
李聚奎在龙里被关押了两年多,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他并没有消沉,他用自己一贯的态度对待生活:坚强、不虚度。每天早晨和傍晚,李聚奎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他先读一段《毛泽东选集》,然后再读一些政治、历史文献;他在下午会看报纸,这基本上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情况的惟一来源;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林彪、邱会作一伙倒台后,李聚奎开始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他在信中要求重返北京,查清自己的问题。殊不知“四人帮”和林彪、邱会作一伙残存的代理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李聚奎的,他们让人给李聚奎带话:“回北京可以,但得保证不翻案。”李聚奎得知后大怒:“我何罪之有?为什么不能翻案?”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李聚奎的冤案终于逐步得到彻底平反。1977年12月,李聚奎重新落实工作,担任复建的后勤学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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